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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安托尼诺·卡拉卡拉(Antonino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3]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电子游戏注册送76元体验金[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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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曼托瓦侯爵(MarchesediMantova)即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GianfrancescoGonzaga,1484—1519)。[19]圣·乔治(SanGiorgio),枢机主教,即拉斐勒·里亚里奥(RaffaelleRiAario),其命名同前。[24]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电子游戏注册送76元体验金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唯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情。在这次选举中他选择错了,因为,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他本来能够阻止任何人当选为教皇,他如果不能够选举一个使自己称心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任何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害怕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于仇恨都会损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经开罪的人们当中,有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17]、科隆纳[18]、圣·乔治[19]和阿斯卡尼奥[20]等人。除了罗阿诺和西班牙人[21]之外,其余的人一旦当上教皇,势必害怕公爵。——至于西班牙人则由于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对他负有义务,罗阿诺则由于自己同法兰西王国的关系,才享有权力,所以是个例外。因此,公爵本来应该选择一个西班牙人当教皇[22]。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就应该赞同选立罗阿诺,而不是选举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的原因[23]。

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马其顿的菲利普[2],不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是被蒂托·昆托(TitoQuinto)所战败的那一个人,如果同攻击他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强大相比,并不曾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勇武的人,他知道怎样结好于人民,怎样防止贵族为患。因此他对他们的战争维持了多年,尽管最后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统治权,但是他仍然保有他的王国。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

[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9]人民法庭(iudiciocivile)建立于1502年10月至11月之间,由平民的法律家组成,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1]。

[8]保罗·维泰利(Paolo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电子游戏注册送76元体验金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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